中国建材杂志连载 | 宋志平:我的改革心路(二)之创新发展
2018-05-21 来源: 中国建材集团
北新建材的名字最关键是“新”字,它的核心也就在于这个“新”字。当时国家建材局提出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是“由大变强、靠新出强”,意思是我们根植的这个行业规模很“大”,我们想真的做“强”就要靠创新。北新建材恰恰就是一个“靠新出强”的典范,“新”是它的生命力。我总是讲,北新是在创新路上一直走在前边的企业。
提到创新,很多人会想到一些最高新的技术,其实企业的持续性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以石膏板为例,石膏板种类很多,有防水板、防火板、电梯板等,加厚、加重石膏板也挺多。我在北新时,对美国出口21mm厚度的石膏板,这种厚板挺难做。最开始我们也做不了防水石膏板,防水漆都是进口的。当时海外设计师设计的一些高端饭店都采用能防火和防水的石膏板,北新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后来做出了防水、防火石膏板,满足了高端建筑的要求。
还有北新的轻钢龙骨,看起来就是一根龙骨,好像很简单,其实非常复杂,有普通型和加强型之分。比如人民大会堂主宴会厅的吊顶,就是用北新的轻钢龙骨和石膏板做的。当时国家要重新装修人民大会堂,把任务交给了国家建材局,建材局又把任务交给了北新。我曾和北京市一位秘书长专门爬到大会堂顶上去看以前的吊顶是怎么吊的,看完以后很惊讶,上面全是木头,不防火,所以要换成北新的防火吊顶体系,包括石膏板、配套龙骨等等。北新当时的压力很大,做这个有很大难度。也不仅仅是人民大会堂,还有由法国国际建筑工程公司(SAE)设计和监理的中国大酒店,用的也全是北新的石膏板,都提出了很多技术要求,但我们一一攻克了难关。
我常想,即使像石膏板、轻钢龙骨、岩棉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产品,实际上为了满足各种要求也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反过来也只有创新才能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才能赚到钱。
那个时候有不少领导到北新参观,他们看后都感觉很奇怪,觉得北新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我说“赚了钱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做企业不可能一天换一个新产品,关键在于对这些产品能够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提升它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让它产生更高的价值。像北新现在研究出来的净醛石膏板、相变石膏板,把普通的石膏板“做出花来”,这就是创新。净醛,是借助石膏板的吸附能力和净醛材料的分解能力,把空气中的甲醛等有机气体进行分解。相变,就是利用加入石膏板中的相变材料储放热机理对室内温度进行调节。
这些事让我体会到,创新不见得一定都是高科技,中科技、零科技也可以创新,关键在于这些科技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对企业来讲,重要的是能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在思考做企业、做经营、做创新的时候,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解决顾客的问题、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创新,这是企业创新的根本理念。
北新一路走来,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要求总是不停地进行改进,总在为客户创造着价值。
我开始做北新厂长时,北新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做一条新的石膏板线。我接手时工厂只有一条石膏板线,装备是1979年从国外引进的,到了90年代,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技术已经不太先进,北新就想再做一条新的石膏板线。
我们多次参观国际上一些大型的新生产线,发现国际上在石膏板成型技术上已经有了比较大的革新,以前的辊压成型已经变成了平压成型,出来的板更加平整密实。平压技术我们没有,在做第二条生产线的时候,成型站就引进了美国的平压技术,其他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称之为“点菜式”,引进一块,自己设计一块,最后把它集成起来。
这条生产线装上之后,工人不太会操作,在试生产的时候手忙脚乱,总是做不好。石膏板厂领导跟我说:“宋总,是不是美国成型站技术有问题,我们要不要换回到原来的成型站?”我到现场看,大家的确一团忙乱,石膏板厂厂长满身喷得都是石膏,很狼狈。我说还是要坚持,不能轻易换回去,可能只是操作上有问题。过了没几天,操作熟练后生产果然顺利了,成型站成型出来的产品质量非常好。我们随后就把第一条老线的成型站也进行了改造,也改造成平压技术。这也是北新石膏板后来质量特别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新的另一个愿望是想做矿棉吸声板。这种产品日本人做得最好,当时就想引进日本的生产线。如果全套购买日本生产线价格会很贵,我希望进行分交,就是买日本人的图纸回中国来加工。日本这个民族比较保守,它走了一条模仿式的路线,主要模仿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他们对于向中国输出技术格外警惕。北新希望买他们的技术,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卖。
当时国家建材局每年派出几名厂长到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AOTS)进行培训,学习管理,我是其中一位,培训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我就白天上课,晚上去找日东纺公司的人,劝他们把这个技术卖给我们。与日本人沟通也是文化沟通,我发现他们的干部都很喜欢《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其中有一人还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小时候读过三国,也喜欢三国的故事,就每天和他们谈三国,谈得很好。最后日本人把这项技术卖给了我们。
当时日东纺的董事会还讨论为什么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把技术卖给中国人,以后自己还怎么生存。不管怎么样,我们最终还是买到了这项技术,按照图纸、技术、工艺设计了一条大型的矿棉吸声板生产线。现在这条生产线还在涿州运转,产品的销售也非常好。
这条生产线最初装上之后也有问题,总是掉辊子。它这套设计是辊子一边用轴承固定,另一边空悬着跟着转,没有任何固定,转着转着很多辊子就掉了下来。工厂厂长把我请去,说宋总你看这个怎么能生产呢,日本人是不是骗了我们?我说日东纺公司在和歌山有一条800万平方米的生产线,你去看一下。专门看过才发现日本和我们是一样的设计、一样的布置,可他们的辊子就从来没掉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操作问题,后来经过反复调整,终于顺畅了,再也没掉过辊子。
创新不能急躁,它有一个过程,要耐心地去做,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好。爱迪生发明灯泡做了6000次实验,之前已经有了灯泡,但不完善,等于是别人已经完成了90%的工作,他只完成了后面的10%,即便这样,爱迪生也还是经过了反反复复实验。这说明,即使是一个小创新,也需要时间,需要下功夫。创新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妙,需要扎扎实实地做。
这么多年来,北新还是在做石膏板、矿棉吸声板、轻钢龙骨那几个产品,做得都非常好。很多人看了轻钢龙骨以后,都觉得一点技术也没有,不就是把白铁皮轧成龙骨嘛,可实际上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多的。第一,原材料采用的是最好的,很多龙骨厂都被北新挤垮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质量一贯好”。第二,镀锌层要有一定的厚度,没有一定的厚度就会生锈。石膏板在墙里或者在吊顶上,如果龙骨很快生锈掉下来了,人家肯定不用你的产品。这么一根轻钢龙骨,要想把它做好也不容易。其实,大量的技术都是实用技术,并不是什么高精尖。但透过这些例子,就知道北新为什么能够一年赚20多亿元的税后利润,而且赚钱最多的还是石膏板、轻钢龙骨这些大家认为“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产品。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把石膏板原料从天然石膏料改成了工业废弃物脱硫石膏和磷石膏。
过去做石膏板用的都是天然石膏。石膏矿和煤矿往往是伴生矿,因为不结实,采矿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塌陷。有一次我去德国,参观可耐福在黑泵地区的一个石膏板厂,发现他们全部采用电厂的脱硫石膏。在国内,当时只有太原的一个电厂引进日本的技术做脱硫石膏,其他电厂都没做。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就说服大家用脱硫石膏,从北新一直游说到发改委。如果能做到,那我们石膏板用的原料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查到所有城市电厂的位置,在地图上都圈出来,建议他们下一步都脱硫。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脱硫政策迅速执行,而北新迅速跟上,现在石膏板已不再用天然矿石,用的全部是脱硫石膏,一年用量大概2000万吨。
本来脱硫石膏是工业废弃物,拉走它电厂应该给我们钱。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人买,废弃物就变成了商品,如果没有人买,电厂还得付费处理。脱硫石膏非常好,让我们发展了循环经济,把石膏板做成了最好的循环产品,这里面也有一些新技术。
最近石膏板在做轻板,轻板是什么概念?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发泡剂,如果发泡技术不好,发得过多会使板没有强度,发得过少又会使板的自重很大,多消耗很多石膏。怎么让泡发得很细很密,既不破坏石膏板的强度,又能减少石膏的用量,这是一个挺难的技术。现在北新建材和旗下的泰山石膏都解决了这个问题,产品做得非常好。过去1平方米石膏板最重差不多要有12公斤,现在只有6公斤,几乎节约一半的石膏。北新仅这样一个技术创新,一年就能多出3亿元左右的利润,这很了不起。后来我到工厂参观时说,能够做出这样的技术来真不简单,把你们的创新者叫来我看看吧。来了我一看,全都是一线的技术工人。我很感慨,生产线的很多创新就是由这些车间生产技术人员和岗位工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出来的。
最近又在推进石膏板厚板革命,北新也在做这些。现在中国经济条件好了,客户希望我们的产品是更高质量的。如果板做得厚一点,施工处理得好一点,就能解决他们反映的石膏板隔音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客户的要求不断变化,我们的产品也要跟着变化,这一点特别重要。
宋志平荣获“石川馨—狩野奖”
2015年9月,我参加了在中国台北举行的亚洲质量大会,荣获了“石川馨—狩野奖”,也是那次会上唯一获得亚洲质量奖的中国企业家,以前中国格力的董明珠得过。石川馨是日本的一个质量专家,日本以前的产品质量是很差的,是他和美国专家戴明先生共同推进了日本的质量革命,使日本做出了世界一流的产品。其实亚洲国家的质量管理是这几十年才提速的。
亚洲质量协会认为我从1993年经营北新建材开始,先后推行TQC和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期间一贯重视质量和品牌建设,质量管理工作成绩突出。我记得在做ISO9000质量认证时,北新找了一家最苛刻的法国认证公司来做,我认为做就要做到最好,不要流于形式。
在管理方面、产品质量方面的这些创新,对北新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北新上市之后,围绕着怎么发展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北新上市之后股民对企业发展有了一定要求,再加上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创新潮,大家纷纷搞新技术、新材料,这也推动着上市公司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战略。对北新来讲,我的思考就是我们既要发展,但又不能偏离了主业,所以我认为应该紧紧围绕主业按照相关性原则发展。我们开展新业务要有“四问”:第一,先问问自己做这个业务有没有优势,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第二,这个业务有没有市场空间,市场空间大不大;第三,业务和商业模式是不是可以复制;第四,能不能与资本市场对接。我们做新业务时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当时,我们确定了“四位一体”的业务定位,主要围绕新型建材、新材料、新型房屋和现代物流做了一些事情。
在新材料方面,一个是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投资1300万元支持他们的光纤传感技术,这家公司2016年上市了,我们赚了很多钱,当年的1300万元投资已经变成了8亿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就是与中科院物理所合作生产代替硅片的砷化镓和氮化镓外延片。记得我找到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院士时,很感慨。林兰英是半导体专家,早年从美国学成归来,主攻砷化镓、氮化镓半导体外延片技术,这种外延片比普通硅圆片要有更好的性能。当时我去林院士简朴的办公室拜访了她。林院士那年已经83岁了,得知我要投资她的技术,十分兴奋,很认真地给我讲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望着白发苍苍的老院士,我心里很是感慨,这一代老专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为振兴中华回到祖国,我觉得我有责任支持她的事业。我给准备合资成立的公司起名为“中科镓英”,其中的“英”字就取自林院士的名字。这个项目出于某些原因没被北京市政府批准,但后来他们与北京市合作,公司还是成立了,名字用的还是“中科镓英”,我知道后也很高兴。
北新还支持了一个项目,而且支持力度很大,就是与原国家建材局的晶体所合资成立烁光科技,名字也是我起的,叫“烁光特晶”,但这个企业没有做大。
另外,北新还做了些与环保有关的新材料项目。例如清华紫光的三元催化汽车尾气处理项目等。还有一个项目我想做,但大家当时意见不一致,就是太阳能,我还专门到瑞士考察过。1995年我在北新建材做了中国第一个太阳能屋顶,非常漂亮,我记得《科技日报》头版还作了报道。那一段时间,我很想将太阳能屋顶项目产业化,希望能进入到新能源产业,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大行业。现在中国建材进入到薄膜太阳能电池领域,其实也跟我过去的想法不无关系。过去,北新在新材料领域进行了很多探索。今天回头看,当时还是很超前的。
做好北新房屋,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中国的大城市都是高楼大厦,然而走出几十公里外去看看农村,农村的房子都很差,即使是新盖的房子,也不节能不清洁更不舒适。大家常讲,我们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邓小平同志当年视察我们新型房屋基地的时候,提出将来的新型房屋要让农民都住得起,这句话在我心里扎了根。我觉得北新要把新型房屋事业做起来,彻底改变我们国家的农村面貌。
全世界城乡差别消除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农村房屋面貌。在欧洲各国、日本、韩国,农村的房子比城市的还要好,只不过城里是大楼,农村是小楼,但都非常漂亮。再看看我国农村的房子,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想着把北新房屋这块业务做好,真正做起来。
做建筑材料不能只满足于做材料,也得去做集成。关于房屋,我去过很多日本的公司,日本的房子都做得非常轻,他们都是在工厂做好,在现场组装,而且他们的房子都是百年房屋,但他们的组装不是像我们过去的活动板房那样到处漏风。全世界很少有人用一砖一瓦在现场盖房子。工厂化的房屋整体性好又抗震,我们国家也是地震高发国家,抗震问题需要解决,为此我一直在想,北新下一步除了做好新型建材之外,也要向着新型房屋进军。
日本的房子70%是木结构,配套用石膏板。中国的木材紧张,同时中国很多地方的消防能力差,这就要求房子的防火等级特别高。在日本,如果房屋着火,半小时消防车就能来。而在中国,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这肯定是不行的。
日本的大和房屋搞了一种盒子房屋,用的是很重的方钢。我在北新请他们公司帮我做了一个样板房,后来发现不行,因为用钢量太大,1平方米的用钢量有120公斤,另外,还要酸洗除锈,污染很大,我觉得这不适合北京。
正在我发愁房子究竟要怎么做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说日本新日铁公司用轻钢龙骨做房屋。我专门跑到日本去看,当时眼前一亮,他们用轻钢龙骨能够做两三层的房子,后面又做成了6层的房子。日本是地震频发国,日本政府要求新日铁公司要研究出一种用钢材取代木材的房子,但又不能用过去大和房屋那么厚的钢材,钢材要省。后来新日铁用了轻钢龙骨这种方法做房子,也就是现在的北新房屋沿用的技术。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所用的轻钢龙骨和石膏板恰恰都是北新的主要产品。
集成这种房屋,北新还缺一张外墙板。当时日本房屋产业进入低谷,很多工厂生产不饱和,有的工厂还停工了,我就在日本买了2条二手线。这2条二手线我看后觉得不错,基本都是新线,就买来放到苏州,在苏州我们开始生产外墙板和屋面瓦,做得非常漂亮。
苏州生产的外墙板我起名叫金邦板。日本这种板叫红邦板,红邦在日语里是好东西、真家伙、很棒的等意思。我想我们要比日本人做得更好,也希望这个产品像石膏板一样赚大钱,就取名叫金邦板。这样,房屋外墙板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外墙板、轻钢龙骨、岩棉保温加上石膏板,这是配置非常好的结构,里面还有一层起拉力作用的欧松板。北新现在还在经营欧松板,是从国外引进的。所有要素配齐,房子就集合起来了。
当时做房屋,我们找了三菱、新日铁、丰田这3家日本最大的公司合作。能找到他们得益于我多年来经常去日本的缘故,我和日本的商界高层有特别好的交往,他们听说我要做房屋,都非常高兴。
2002年,与新日铁、丰田汽车、三菱商社合资成立北新房屋有限公司
三菱商社对中国非常友好,他们希望通过投资这个项目在中国做大。丰田已经经营到第三代,第一代人是做纺织机械的,第二代人是做汽车的,第三代人希望做房子,希望像制造汽车一样制造房子,于是做了几十年的工厂化房屋,做得很好。新日铁主要是用轻钢龙骨新结构、新材料做房子。我把这3家聚在一起和北新建材共同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成立是在钓鱼台签约,3家大公司的社长都来到北京。当时北新建材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这3家却都是世界500强企业,能和他们合作非常不容易。日本当时有26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在日本引起了轰动,他们认为日本的房屋结构、日本的大公司进入了中国,而且找了中国一家非常先进的公司北新建材进行合作。这也算当时中日交往中的一件大事情。
后来在做房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轮中国对低密度房屋的限制,影响了北新房屋的发展。但是北新一直没有放弃,20多年来始终在坚持做。现在房屋业务由北新集团在做,这些年虽然没有多少盈利,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事业,只有这个事业才能解决我国农村盖房子问题。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一年的用砖量是6000亿块,唐山大地震后我们提出要废除秦砖汉瓦。可是据统计,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年用砖量近8500亿块,比6000亿块还多了2500亿块。建设规模大了,城市不让用砖,但依然还是用了这么多。这不仅浪费很多的土地,也烧了很多的煤,释放出了很多的二氧化碳。国家现在不希望再用砖,河北、河南等地都在限制用砖。不用砖,农民盖房子怎么办?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就由北新来回答。过去,北新的石膏板回答的是城市改革开放要怎么盖旅游饭店、建筑高层,怎么减轻楼房自重,怎么加快建设进度的问题。现在,北新房屋回答的是中国农村如何盖房子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农村都用北新的新型房屋,那得节约多少砖、多少土地、多少煤炭,少释放多少二氧化碳!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北新房屋后来又推出了加能源5.0房屋,把光热、太阳能发电和家庭风电、沼气、地热连在了一起,每个家庭不但不消耗大电网的电,还向大电网输送电,每个月还有一定的电费收入。令我高兴的是,这些年房屋业务发展越来越快,尤其现在习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的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对良好居住条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新型房屋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
还有一项业务就是物流连锁。当时我到美国、英国百安居以及日本的大型超市、建材超市都看过,我感觉北新建材能把物流做起来,就在深圳成立了北新物流,并投资了百安居。百安居进入中国,在深圳和北京的大店、旗舰店,都是北新和英国B&Q联合投资的。很多人不知道北京的百安居有北新的投资,其实北新是第二大股东,我们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很大支持。
当时百安居进入中国的时候,国家对零售业有限制,我跑到当时的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拿下了批文,这是建材零售店最早进入中国的批文。当时中国政府发的执照名额比较少,因为是与北新合资,所以才能拿下来,百安居才得以在北京和深圳落地。
按照“四位一体”的战略,北新做了很多工作。同时,我也希望能把面上和点上的事情结合起来。我在北新做了不少的住宅产业,比如塑钢门窗、静音管、暖气片等等,在苏州、北京都做了基地。我的想法是北京的基地看住北京市的住宅需要,苏州的基地看住上海和苏州这一带。
那时,我们在北京国际展览馆参加展览会时,北新的独立展厅有3000多平方米,产品琳琅满目,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些设计院每年都要跑到展览会,看看北新最新推出了什么样的产品。当时在西三旗有一个大广告牌“迈向住宅产业化新时代——北新建材”,这些为北新打造了新型建材领头羊和迈向住宅产业化的形象。
迈向住宅产业化,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而是要着眼于住宅的系统,着眼于住宅的产业化。这是我给北新提出来的,这些都构成了当时北新的发展思路。
加能源5.0新型房屋样板房
北新“触网”其实是比较早的。1999年我们到香港时发现,李嘉诚他们开始做数码。做互联网电商,香港的上市公司做得最早,当时成立了一家公司叫盈科数码,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做的,我们当时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好办法。为了改变“建材一条街”,我们构建了B&Q建材超市。下一步会不会变成网上销售、线下送货?如果这样发展,互联网的介入会颠覆我们过去的物流体系。我当时在香港考察了很多新兴的物联网公司,他们都对新经济很狂热。
香港一些上市公司当时因为“触网”,股价接连上升了很多,很令人振奋。那时候在深圳,我还把香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总经理请过来给大家上课,他上课的时候,自己激动得满头大汗,我们听完了也很振奋。曹江林那时候在深圳工作,有一次送我去深圳过关停车的时候,我对他说,回到北京立即成立北新数码,我们也要“触网”,要做新经济。
那一轮互联网热潮来得非常迅猛。那时候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大堂里,坐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互联网粉丝,大家一人一张网,每张网开价都是5000万元以上。大家见面就问,是B2B还是B2C。北新也被裹进了那场热潮。当时我们都认为整个商业世界都要被颠覆了,互联网时代要来了。后来叫“鼠标+水泥”,就是要把传统产业和新经济联合起来。
想要做起来就得真干,我们当时投资3000万元左右,在中关村上地开发区买了一栋楼,从清华大学的互联网公司聘请了一名首席执行官,又从其他互联网上市公司挖来一些人,再加上北新做IT的年轻人,迅速组建了北新数码。
北新数码注册后,需要一个域名,当时和建材相关的好域名都被别人抢注了。我们找到国家建材局信息中心,花200多万元买下它们注册的“中国建材电子商务网”域名,后来我加了一个“总”字。北新建材是国家建材局系统的上市公司,我们创立“中国建材电子商务总网”,大家都信服。
有了北新数码公司,有了这张网,找到了做互联网的精英,我们的互联网业务就此开始了。这就是北新这家企业的特点,商业嗅觉很敏锐,始终站在市场最前列。百户试点时,它冲在前面;新经济出现时,它又较早“触网”。它的创新意识是很超前的。
由于“触网”,北新建材的股票也被投资者热捧,连续出现7个涨停板。北新建材当时正在搞增发,如果没有互联网概念,当时可能只会增发到1.5亿元人民币,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增发到了4亿元人民币。后来我们用这笔钱做了不少事,既支持了北新的“双加”项目,扩大了石膏板产业规模,又投资做物流,支持了互联网业务。
但好景不长,互联网泡沫先在美国破灭,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上市公司也一蹶不振。其实,互联网经济需要实体经济的配合。那时我们有两个条件还不具备:一是没有移动终端,还没有智能手机,现在恐怕很多智能手机的功能都比那时的电脑强大;二是没有网上支付手段,再加上没有很好的仓储物流和配送条件,电子商务没有真正做成,最后只是建成了电子信息网。北新数码没能坚持下来,最后被并入了深圳的北新物流公司。
北新在深圳还做过E-Home,主要经营家电业务,我们本来不想自己开店,后来觉得国美、大中电器的模式不错,就开始自己做。北新从深圳、台湾请了不少店长,第一次开店我也去了,热闹非凡,接着又陆续做了十几家店。后来由于连锁店出现亏损,没能继续坚持下去,最后都卖给了国美。其实,这些业务如果有风险基金就可以做下去,但那时国内还没有基金公司,如果把这些业务放在上市公司,一旦亏损就无法承受,只好把它卖掉。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的创新有些成功了,有些没有成功;有些坚持下来了,有些半路终止了,各种情况都有。创新是不容易的,创新能否成功也在于能不能坚持。
在第一轮“触网”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马云,但是他一直坚持了20多年,才成就了今天的阿里巴巴。这也常令我感慨,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
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新厂区周围的空地逐渐被住宅小区替代,尤其西侧变成了高教区的住宅小区,盖了10多栋塔楼。小区新搬来的居民对北新建材石膏板烘干时排出的蒸汽、岩棉冲天炉的烟味、专运线火车的鸣笛都提出了意见。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高教区一位教法律的女教授来找我,要我为学生们的未来着想,把工厂搬走。逢“两会”期间,教授们还在楼上拍摄工厂冒出蒸汽的照片上传到网上,许多人误以为蒸汽是浓烟,对此议论纷纷。我想,北新的石膏板和岩棉生产线是时候搬出北京了,上市后的北新也应该开始进行全国布局了。
我们走出北京的第一步是把岩棉厂搬到河北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当地原来就有一个小岩棉厂,离宣化钢铁集团的铁矿渣又近。我们很快就把新岩棉厂建设好了,新线建设中还引入了不少新技术,在下花园区生产岩棉又大大地降低了成本。这是北新第一次把工厂迁出北京,干部职工去下花园区工作很辛苦,生活上也不太方便,但工厂管理得很好,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第二步是迁出石膏板生产线。当时,我们有2条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仅在北京市就有近2000万平方米的销量,如果不在北京附近建一个规模大的工厂看住北京市场,在工厂搬迁过程中,竞争者就会趁机进入,那样我们的市场就等于拱手让给别人了。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我们决定先在北京以外建新线,再迁出老线。
无意中,我们听说印尼有条年产5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装备想出售,便立即派人去考察。这是一条新建的生产线,用的是全套美国装备,但生产调试时突逢印尼发生骚乱,美国工程技术人员撤离,设备就长期闲置,地基也进水下沉了,因此工厂的老板决定把设备处理掉。我们经过多次谈判,用很低的价格买下这条生产线,装在了河北涿州。涿州这个年产5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厂,让竞争者望而却步,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原来引进的德国石膏板生产线是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后来拓展到了3000万平方米,但是那条生产线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引进的,和2000年相差了20年,这20年里石膏板的技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全球的石膏板厂主要原料都从天然石膏变成了工业脱硫石膏,生产速度也都加快了,很多都用上了洁净能源,烧天然气,不再是烧煤。我们在涿州引进这条生产线是战略性的,因为,这条生产线第一是烧天然气的,第二用的是工业脱硫石膏,第三规模达到年产5000万平方米。我们的老线过去1分钟大概生产40米,这条新线1分钟能达到100米到120米,这样快的速度给整个生产节拍带来了压力,但这条线很好地解决了速度问题。
我们走出北京的另一条石膏板生产线建在山东枣庄市的山亭区,这件事的渊源是王鸿禧总工去人民大会堂听了一次报告,报告人是原山亭区的区委书记褚庆观。王鸿禧给我带回一本讲述贫困的山亭区10年脱贫致富的书,题为《大山,悲壮与辉煌》,还讲述了山亭革命老区人民艰苦奋斗,在青石板上种樱桃树致富的故事,我听后很感动。后来,我专程去山亭区做了一次考察,决定在山亭区建1条年产3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一是可以覆盖山东和江苏市场,二是支援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当时,山亭区政府要把工厂用地无偿送给北新,我没有同意,我们不能因为地方招商心切就去占革命老区人民的便宜。好心有好报,山亭这条线生产的石膏板质量极好,给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过去我们是以北京为轴,将石膏板运到全国。现在我们的石膏板厂有70家,布局在全国各地,运输成本很低。每平方米石膏板的毛利不到1元,如果运费加大,工厂就受不了。工业脱硫石膏的发电厂布局很广,基本上有发电厂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建一个石膏板厂,供应周边市场。
我非常看好石膏板业务。早年当中国只有几千万平方米石膏板用量的时候,我就说未来中国石膏板的用量会达到50亿平方米,很多人不相信,认为50亿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当时给大家解释说,美国石膏板用量现在是每年30亿平方米,日本是15亿平方米,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随着国家建设的展开,50亿平方米肯定会达到。如今看,50亿都已经少了,至少能达到100亿平方米。
这些年来,我常讲一句话:做一个好企业大概需要40年的时间,很多人问我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说不是算出来的,是实践出来的。北新是个好企业,到今年正好40年。我觉得北新能做好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早期就面临市场竞争,而且竞争对手是国际跨国公司,使得北新完成了彻底的市场化;二是它上市比较早,投资者给予了企业很大压力,使北新把获取利润作为主要目标。企业市场化和利润最大化往往是国企改革的两个关键点,而北新恰恰过了这两道关。
我离开北新已经16年了,如今北新建材已是一家拥有400多亿元市值的上市公司,在全国布局了70多条生产线,每年的销售量达到20亿平方米,成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石膏板企业,2017年的税后利润也创下了23亿元的新高,我真为北新的发展而高兴。我希望北新人能记住我们的昨天,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北新要想有更好的明天,唯有一路改革,一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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