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的欧洲大陆上，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今天，2012年的阿拉伯世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一波革命浪潮，而且这些惊人的剧变或许即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亚地区继续上演。

我曾到访过埃及、黎巴嫩、约旦、摩洛哥、利比亚和突尼斯，不仅到过主要城市，也看过不少偏远贫穷的角落。对于从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的街道蔓延到安曼（约旦首都）的大广场的抗议运动，我并不惊奇。如果有人在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抑或是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街头为争取经济政治权利游行，我也丝毫不会意外。

在当局用残暴的方式镇压马纳马(巴林首都)的示威抗议者后，巴林内政部长说，“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安全”。我却想说，“这样的所谓安全挽救不了旧政权40年的统治”。尽管和北非及阿拉伯半岛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迈向民主的步骤，但巴林仍需改进。

不要对人民抗议不合理秩序的行为感到惊讶。经济进步甚至是经济繁荣，不能取代政治自由和民主。反之，正像许多新兴经济体发展经验所体现的一样，一个正规正常的民主也无法取代健康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任何一方都是无可取代的。

1989—1991年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应该借鉴。23年前，在波兰完成历史性的圆桌会议（我本人亦有所参与）后，波兰保持了朝开放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化迈进的强劲势头。这条充满荆棘的复杂道路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至今我也不敢妄称结束。这些变化至今仍在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继续发酵。

当一个旧政权已无法正确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与愿望时，只是停留在“摧毁”是不明智的——这是经历了政治剧变国家的人民20多年来领悟到的道理。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在俄罗斯，目前的GDP和20年前相比仍停滞不前；在乌克兰，数字更加惨淡，GDP只有1989年水平的2/3。而今天，在那些动乱中的国家，同样激情却天真的许诺与期待在抗议的人群中流传。

埃及更是期望用7年时间就赶超地中海对岸的土耳其。要想让如此乐观的前景实现，它需要中国的发展速度。但考虑到体制薄弱和发展政策缺失等众多因素，这实在是无法实现。而要达到目标，或许应该向中国和波兰学习一些迥异却积极的经验。

在阿拉伯世界，民众似乎都认为享受更高生活水平的好日子指日可待。但他们想错了，更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经济改革、机制建立、宏观调控、公平增长、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们想要的可能会实现，但必须是在长期和艰苦的努力之后。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你不需要幻想，需要的是坚定信念、务实而诚实的领导人、长远战略和明智的经济政策。路依然很长。

20多年前的中东欧和现在的北非，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埃及与波兰都曾被免除一半的外债，但背后的原因大不相同。波兰是因为脱离了苏联体系。当时，任副总理和时任财政部长的我于1994年9月与“伦敦俱乐部”签署了减免外国商业银行50%债务的协定。如今的埃及同样因为其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贡献而被西方减免了50%债务。前者帮助波兰朝着市场和民主加快了迈进的步伐。后者则更加剧了埃及政权对人民的压迫。穆巴拉克政权早就应该下台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美国20亿美元的金融资助，这其中2/3变成了军费。而波兰面对的是旧体系垮台后，以美国代表的西方10年的经济制裁。这还是有所区别的，不是吗？

那么相同点是什么呢？先是庆祝，没日没夜的派对，然后是令人头疼的巨大问号：接下来怎么办？结束永远是新的开始。当年对波兰、中东欧和前苏联是这样，今天对中东北非也是这样。

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个经历过示威游行的城市——不论在1848年、1989年还是2012年，都有一个中心广场、海边大道、林荫大街成为集会场所。那里曾经是为君王或独裁者喝彩的地方。如今，在布拉格的瓦克拉夫广场、开罗的解放广场、基辅的独立广场、马纳马的珍珠广场、的黎波里的烈士广场或是突尼斯的布尔基瓦大道，所有的重大事件再次联系在了一起。无能的政府和错误的政策消失，掌声在这些地方响起。然而，只有新的政治精英们能够证明他们有能力将价值观、机制和政策成功转化为现实，真正的欢呼才有可能出现。

因为，打破旧秩序容易，重建新秩序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