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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哈回合陷入困境，多边体系难有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力已经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引导下转到双边、区域和诸边层面。面对新形势，中国需要自由贸易领域的“新思维”以推动经济走向深度开放。除了在亚洲大力推动RCEP(东盟+6)和中日韩自贸区等现有进程外，应积极构想和推进中美、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以“三洲战略”应对美国的“两洋战略”，相关政策从防守到进攻姿态的转变无疑将助力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赶超。

在中国经济走向“深度开放”的过程中，区域和双边层面的自贸区(FTA)建设是关键动力，在下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应上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转变反映了世界经济治理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的声音和作为，也涉及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出招和应对。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采取了积极姿态，于贸易谈判等方面连出先手，进而主导了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调整。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是出于摆脱自身经济困境、捍卫头号强国地位的考量，但客观上也为陷入僵局的自由贸易议程重新注入了活力。对崛起中的中国而言，新形势呼唤新思维。针对美国分别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所谓“两洋战略”，中国不妨以“三洲战略”应对之。

具体而言，北美、欧盟和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三极，且由于现有区域一体化进程，谈判对象集中——— 因此，在这三个方向大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而言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在业已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 CEP(东盟+6)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应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谈判方面“破局”。今年7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恢复和11月中国和欧盟投资协定谈判的启动无疑是这方面的积极进展；但更重要的是应以此为基础大胆构想中美、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开展前期工作。一直秉持“贸易立国”理念的韩国已于前年和去年分别与欧盟和美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经验值得借鉴。

诸边层面也很重要，特别是对服务领域而言。和奄奄一息的多边谈判相关联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边谈判的生机勃勃--这突出表现在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进展上。由美国、澳大利亚于前年挑头开启，TiSA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面对多边进程受阻另起炉灶的一条路径。对游离于W TO之外的TiSA，中国一直是旁观者。现在随着正式谈判启动，欧盟加入，该协议已涵盖了世界服务贸易的70%；加之服务业开放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日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谈判可谓“犹未为晚”的理性抉择。近期中国在信息技术协定(ITA)谈判中立场的松动无疑对在已成气候的TiSA谈判中及时“入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很明显，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要求在自贸战略上实现从防守到进攻姿态的转变。对于由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进程，中国不仅应积极参与，更应全力推动--对于金砖国家以及中国和其他区域一体化机制都是如此。这方面，可在适当时候以主动的倡议和必要的让步发挥引导作用。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化进程，应力求实现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这有利于介入新规则的制定，发挥积极影响，防止被边缘化。中国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从跟进、参与到推动、领导仍需要很长时间，但观念的转变无疑是第一步。

推动中国经济深度开放的努力面临机遇：相较于前几年专注于应对危机，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将自由贸易提上日程，以期促进就业和经济复苏；对硬实力大增但软实力受限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机会窗口。然而，挑战也不可低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自由化进程设置了高标准和高门槛，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而某些谈判内容及方向也可能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利益。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突出重点、先易后难、追求共赢、谋求突破的战略思维。在亚洲：可率先在中韩自贸区上取得突破，以促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进展；推动东盟主导的R CEP则有助于弱化一体化过程中来自区域内外的政治阻力。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谈判中：先投资后贸易，以与欧盟的谈判带动与美国的谈判可能成为比较现实的路径。具体而言，可通过投资谈判的进展促进贸易谈判的启动；与欧盟的自贸谈判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阻力会小一些，中国手中的“牌”也多一些，因此相对容易取得进展。无论亚洲、北美还是欧洲，一个方向上的突破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示范带动效应。

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需要更广阔的舞台，未来与欧盟和美国的自贸谈判可能成为重要突破。这既需要顺势，即顺应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区域和双边层面大力推动自由化进程的形势和以此推动出口和就业的需求；也需要造势，即形成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广泛共识，有效突破各种阻力和障碍。应努力增强发达国家(包括企业界和社会各阶层)对于推进与中国自贸关系所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认知；也应用好手中诸如国内市场庞大、金融实力雄厚、对外投资扩张等“好牌”。借助全球和区域层面的诸多国际机制，应继续强化各国政府对于自由贸易和投资推动就业和增长的共识。

很明显，没有中国参与，自由化进程及其效果都将大打折扣。以TPP为例，这个仍将中国拒之门外的一体化进程能否真正称作“跨太平洋”都是个问题。的确，从经济逻辑看，将中国纳入其中理所当然；但从政治角度看，却可能有违美国初衷。反观国内，对自由贸易和投资进程的阻力也不可低估——— 与入世时比较，相关利益集团的实力和话语权其实更大了。在国内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应区分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短期利益，力求就中国经济开放竞争、持续发展的大局建立共识，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调整现行决策和谈判机制。

习主席强调的“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前提是思想不僵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大变局，中国应以深度开放的大战略，在区域、双边、诸边层面争取有大作为。能否通过自贸谈判推动中国经济深度开放，如何通过开放竞争推动改革发展，既涉及到谈判策略，又关系到政治决心。入世的经验表明，前者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后者才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而当时自上而下对于解放思想的共识是会议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同样，35年后的新三中全会将在何种程度上再度发挥引领作用，也将取决于解放思想的程度。无论改革的深度，还是开放的深度，都取决于思想解放的深度；而改革和开放的深度也将决定中国经济还将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