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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习近平主席选取拉美三国作为其美洲之行的首站，并在访问期间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签署了多项重要的双边合作协议。这次访问为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设计了“新蓝图”，也意味着双边合作步入新起点。

新世纪以来，拉美成为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因其增长潜力和吸收中国优势产品的容量，该地区仍将是中国未来的重点关注区域。但是，对于中国产品而言，当前拉美市场具有“总体有余，局部饱和”特征；而中国具备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与条件。因此，中拉经贸合作面临新的转折和调整。中拉高层互访等顶层设计恰恰为这种转型创造了机遇，双边合作的方向和方式有条件适时调整。

拉美市场的全球地位

近年来，为了摆脱外向型发展模式下内部资源约束和外部市场矛盾日益突出的困境，中国开始注重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此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自主性，降低外部冲击的扰动。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短期刚性，外部市场仍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强调“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的同时，也指出要“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并且要求“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可见，在中长期内，出口稳步增长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而对外投资作为扩大外部市场的有效路径，也将成为重要的目标之一。

海外市场的潜力决定了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发展的深度与广度。新世纪以来，拉美是中国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增长最快的地区，其市场地位未来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这是由国际市场力量变化和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就国际市场力量对比而言，新兴地区正处于上升通道，而拉美市场的优势较为突出。就国际比较优势而言，拉美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以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第四版三位代码作为分类基础，中国在29类产品上具有极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其中，拉美是9类产品的全球最大市场，是3类产品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还有其他17类产品仅次于美欧发达国家的第三大市场。

可以看到，拉美市场具有相对优势，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出口产品方面，拥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因此，拉美地区在中国海外市场的保持和扩大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一段时期内，应当成为中国产品出口和产业对外转移的重点关注地区。

出口拉美的潜能与成长性

在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期内，中拉经贸合作规模迅速扩大，双边贸易在各类合作方式中占据主导，拉美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市场。但是，中国对拉美的出口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这使得不同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容量有明显差异，部分国家甚至出现“市场饱和”。因此，有必要根据市场条件对拉美国家加以分类，并实施相应的贸易策略，以此来巩固和扩大中国的出口。

出口潜力受到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运用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的贸易流量面板数据和引力模型，能够对中国在拉美市场上的现实潜力与成长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在现实潜力方面，中国对拉美的出口总额达到“饱和”临界水平，未来加速扩大出口的潜能有限。同时，不同部门的潜力水平存在差异，中国对拉美高技术密集型制品的出口远低于潜力水平，但对中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经有所“饱和”，而其他制成品的出口增容空间较为有限（详见图1和图2）。

1.潜力再造型国家（12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拿马、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智利、乌拉圭、巴哈马、巴拉圭、尼加拉瓜、秘鲁、多米尼克、阿根廷、海地。在这类国家中，中国的总体出口已达到“饱和”，进一步扩大不仅面临市场容量的压力，而且易遭致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制约。但是，部门分类表明，结构调整有助于缓解现有的贸易压力和摩擦。具体而言，各国高技术密集型制品的出口均远低于潜力水平，中低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剩余潜力相对有限。

2.潜力开拓性国家（7国）：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圭亚那、巴巴多斯、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在这类国家中，中国产品的市场未达饱和，尚存在幅度不等的开拓空间，有望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实现进一步的出口扩大。其中，高技术密集型制品的市场潜力极大，而其他制成品有程度不等的“超饱和”问题。

3.潜力巨大型国家（14国）：苏里南、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牙买加、伯利兹、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在这类国家中，中国的出口规模远低于潜在值，存在很大的贸易提升空间，多数国家各技术层次的市场潜力尚需进一步发掘。

在出口成长性方面，结合未来五年中国对拉美出口的潜在增幅与出口潜力，可以发现，对于中国出口而言，拉美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阿根廷、巴哈马和多米尼克的成长性与潜能均偏低；哥斯达黎加、苏里南、玻利维亚、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成长性高且潜力大；而其他国家的成长性与潜力综合评价趋于中性。与此同时，中国对拉美出口的成长性也出现了部门分化。高技术密集型制品的成长性强且潜力大，而其他制成品的综合评价趋于中性。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出口而言，拉美整体潜力有限，但各国情况和部门分化趋势明显，中国对拉美的市场战略应体现地区总体特征和国别、产业分类设立。

中拉经贸合作的转型压力与机遇

本世纪前十年左右的跨越式增长使得中拉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较为充分地发掘和利用了中国与拉美地区之间的天然互补优势。但是，随着经贸合作规模的持续扩大，这种以“自然优势”为基础的推动力出现了边际递减的倾向，双边合作面临转型的压力与动力调整的新机遇。

中拉经贸合作面临新的调整，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不利环境冲击。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外需低迷的态势难有根本好转，中拉贸易外部推力减弱，以贸易为重的中拉合作方式面临挑战。二是中国自身发展需求。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中国的人均GNP已经达到4940美元，超出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所定义的第四阶段4750美元的阀值，对外直接投资应迅速扩大，包括拉美在内的海外市场应成为中国资本的目的地。三是贸易增速回落与失衡加剧。2012年中拉贸易的增幅仅为8%，较过去十年的发展有明显回落。同期，中国的贸易盈余加大，对绝大多数拉美经济体出现顺差，贸易摩擦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对拉美市场加以明确定位，并进而对合作方式作出调整。

另一方面，在“互补”推动之外，中拉经贸合作出现了新的动力。2012年以来，中拉高层互访达到了小高峰，而在依靠互补性形成的动力逐渐下降的同时，这种高层互访为巩固双边全面合作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双边扩大合作的顶层设计。以习近平主席的本次出访为例，这次访问传达了友好信号，表明中方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友好关系，愿做政治上互尊互信、经贸上互利互补、文化上互学互鉴的好伙伴。同时，访问期间，中国与三国共签署24项合作文件，为中拉未来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举措，标志着中拉合作进入了新的时期。由此，可以判断，中拉经贸合作面临动力更新创造的新机遇，有条件适时调整方式与方向，从而保持进一步持续扩大。

中拉经贸合作方向与方式调整

拉美市场的定位取决于双重维度。一方面，拉美市场具备较强的相对优势，能够为中国竞争性产品提供较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经过近十年高速成长下的时间累积，中拉经贸合作的国别分化和部门差异的情况较为明显，特别是“贸易过度”和“贸易不足”同时存在的现象较为突出。由此，在中长期，拉美市场仍应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市场，但是，合作的方向和方式应作出如下适时调整。

首先，中国在保持拉美地区市场份额的同时，应逐步扩大投资。中国对拉美市场的投资与出口选择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共同决定的。2011年，中国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门槛期，对拉美地区的整体出口也首次跨越“饱和”阈值。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对拉美的投资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适应拉美地区市场条件的必然选择。在中长期内，中国应加强与拉美地区的生产整合，通过有选择的产业转移，保持企业和产品在地区市场中的整体份额。

第二，中国应逐步实现对拉美出口和投资的结构性调整。针对拉美不同部门贸易潜力和成长性的差异，中国应实施差异化的部门合作方式，以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降低贸易摩擦。在产业层面，中国应继续加大杂项制品出口，适度控制其他制成品的出口增长节奏，特别是在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产业，应逐步以投资替代出口。技术层面，中国应进一步加大高技术密集型制品的出口，控制其他技术层次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技术产品，还应尽早以投资替代出口，通过对拉美的产业转移，形成良性分工合作。

第三，中国对拉美的经贸合作方式应满足市场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特征。针对拉美国家对投资和贸易的不同容纳度，中国的经贸合作方式应体现国别差异。具体而言，应以亲投资型国家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逐步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向其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应在投资主导型国家稳定市场份额，并逐步扩大投资；应在出口主导型的国家控制出口节奏，适度扩大市场份额，逐步以投资替代贸易摩擦产品的出口；应以亲出口型国家为进一步扩大出口目的地，短期内可以加速市场开发进度，扩大市场份额。

第四，中国应有针对性地克服拉美市场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中国对拉美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该地区投资环境的相对劣势，对此，应从环境建设和体制保障等多个层面加以规避和防范。一方面，应注重对拉美市场环境的培育。为了提升业务效率，中国企业在出口和投资拉美的同时，可适度投资重点市场（亲投资型国家和市场容量较大的亲出口型国家）的物流、港口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助于降低长期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则应注重投资保护的机制性建设，进一步扩大双边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对象国范围外，为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