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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第一财经纽约研究员冯郁青

嘉宾：

美国塔夫茨（Tufts）大学教授阿玛·贝德（Amar Bhidé）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

标准普尔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

对冲基金TPG-Axon Capital CEO、创始人德尼卡·申尔（Dinakar Singh）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过后四年，所谓的经济衰退似乎仍在持续。美国缓慢的经济增长，迫使美联储实施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下称“QE3”）。欧洲各国也正在同欧元危机进行抗争。即使是新兴市场——全球经济的亮点，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速也开始放缓。

世界经济的现状与前景到底如何，又该如何应对？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四位杰出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探讨。

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如何？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美国花了四年时间还没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贝德：每次经济衰退都是不一样的。根据数据分析，一个骨折病人需要一个半月恢复。在我来看，在每个经济体中，无论何时，工作的机会都在被创造和取代，而大多数人都在工作。有的时候，失去的工作的机会可能会多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 “骨折”，每次经济衰退都有各自的特点。在我看来，政府并没有什么魔杖可使。假装有魔杖甚至会带来更多的损失。房产市场发展过度，在一些并不必要的岗位提供工作机会。每个雇主都应该找到自己公司的平衡；每个雇员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会遇到很多阻碍。我们不能证明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和量化宽松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日报：二季度的美国GDP增长是1.3%，这出乎你的意料吗？

罗奇：如果你听了昨天晚上的总统大选辩论，那么答案是，二季度GDP不寻常的疲软，以及整个复苏过程中过度缓慢的经济增长，都是中国的错误。今天我们正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从GDP增长，还是劳动市场、财政赤字、债务问题来看，美国经济都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美国的两党都想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其他人。我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去想办法解决，而去责怪中国、华尔街的高层和一些其他的力量。我认为在大选辩论中，我们忘了负起自己的责任。

在我看来，美国和当时的日本、现在的欧洲一样，都试图找到各种方法来应对经济泡沫、过度的金融管理不善。当经济增长停滞，音乐不再响起，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消费者们发现自己没有存款，甚至欠债累累。我们并不想体会日本人当年的感受，我们认为自己没有日本人那么蠢。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去杠杆化是拉动经济下滑最大的因素。这使得经济政策和计划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在日本，他们被叫做“企业僵尸”。很快，20年后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企业和消费者僵尸”。

日报：所以你认为现在美国的处境和当年的日本一样？

罗奇：就像贝德所说，每次的衰退都是不一样的。但美国现在的处境确实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70%的美国GDP是由美国消费者提供的，18个季度、4年半来，美国的消费率增长都在0.7%左右。如果这不是“企业僵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今年销售的增长率是3.2%，通胀率是2%，所以实际上的增长率只有非常糟糕的1.2%。所以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消费者所面对的严重的资产负债率。但我们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却与解决这些问题背道而驰。

日报：经济复苏如此缓慢是不是结构性问题？

谢尔德：我想说的是，对于缓慢停滞的经济复苏，我们不应感到奇怪。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第二大的金融危机，如果有人期盼快速有力的经济复苏，才是不切实际的。

有些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特别是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的去杠杆化。作用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在负债率很高的情况下，并不是特别有效，因为实施货币政策会降低利率。货币政策旨在鼓励人们去借贷，去参与金融投资。但普通家庭还在忙于还债，根本无暇去做其他多余的投资，来回应宏观刺激政策。虽不能说是完全无效，但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

在这儿我想谈一谈不确定性冲击。2008年，金融系统特别是美国的几乎完全倒塌，和大萧条时期的情况十分类似。

但对于应对危机的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评价，我与前两位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美国已经吸取了日本当年的教训。其中，对于银行系统崩溃的修复，还有资产重组，是2008年比较成功的政府政策之一。正因为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货币政策，所以我认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有效的。而且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在一个试图减少负债率、增加存款率的情况下，“不确定性的冲击”也会导致投资系统的崩溃。只能由政府来提高政府支出，而政府必须实施财政赤字或向外界更多的借贷，才能这样做。

罗奇：但我们不是已经有很高的财政赤字了吗？

谢尔德：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复苏是势在必行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过慢，而是政策制定者非常小心，不让经济重新回到衰退的状态。这就是当年日本所犯下的错误，在经济完全复苏、走出通缩之前，多次重新陷入衰退中。

日报:从投资者的观点来看，这次复苏会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会呢，还是更多的困难？

申尔:我的一些想法跟我听到的许多观点有些不同。1997年我去了香港为高盛集团工作。当时亚洲经济发展迅猛，但很多人却只想着投资欧美市场而不是亚洲市场，因为相对于较成熟的欧美市场来说，亚洲市场的吸引力不足。1997、1998年间，有一次很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998年时，就很快复苏了。但从经济上来说，要用4~5年时间来重建市场。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不要把一个国家定义为投资者或参与者，世界经济健康才是首要的。我们应该记得，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是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的增长。1990年我大学毕业时，一半我们现在投资的市场我当时都没见过。中国的工业化速度空前绝后，虽然日本当年的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迅速。对于此次的经济衰退，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产业结构需调整，一是金融冲击。雷曼公司的垮塌产生巨大的金融冲击。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这次的复苏是十分成功的。几乎拥有历次复苏最高的利润率。但仍有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是因为美国企业面对危机调整的幅度非常之大。美国公司仍然紧张害怕，想尽办法平衡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所以他们在最大化利润的同时，尽量减少其他的支出，比如雇更少的员工，但经济仍在恢复。虽然目前各国都有不确定性因素，但当所有事情都结束了，人们会更乐于投资。

量化宽松政策有效吗？

日报：你认为美联储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有效吗？

贝德：我甚至怀疑美联储是否应该被授予权力决定价格的稳定性。设立美联储是为了保证货币和经济的稳定。美联储的目标并不是减少通胀，这也不是它被设立的最初目的。通过提高或者降低货币供应，美联储可以有限地降低通胀或通缩。美联储的唯一使命应该是最后贷款人。

日报：那么QE3呢？

贝德：QE3的坏处不仅仅是可能会带来通胀。我不认为任何保险公司或风投指望简单的投资收益来满足客户。美联储把利率保持在几乎为零，他们可能靠利用大量的信用风险来投资，达到这样的目的，很有可能带来系统的危险。美联储不应该参与其中，它应该安分地做好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流通货币。剩下的就顺其自然吧。

日报：在大萧条时期，美联储曾被指责没有提供足够的流通货币。

贝德：经济事件的发生是片段性的。就好像没有人确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样，至今关于大萧条的爆发仍有四五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他指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是由于美联储任由国内货币供应失控。但这种解释并不清楚，而且也不能证明是对的，我们并不知道美联储到底应怎么做才能使经济不垮塌。在我看来，美联储应做的是在人类有限的知识范围里面，做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保证在各种基金交易市场中没有不必要的冲突。

罗奇：关于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芝加哥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生会。而在这场庆生会的最后演讲上，当时任美联储官员的本·伯南克（现任美联储主席）提到了他和他在纽约大学的同事所做的研究。在这份关于“金融加速”的研究中，他指出大萧条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破产危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然后他转向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这场大萧条是我们的错，我们美联储不要让大萧条再次发生。”本·伯南克是个非常有激情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深入研究过这次大萧条中货币政策和银行危机的共同作用，还有各种经济衰退的情况，就好像保罗刚才说的那样，他似乎从日本政府和金融体系反应太慢所带来的后果中吸取了教训。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保罗，他可能从日本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但那真是正确的教训吗？日本的教训是要稳定金融系统，像中国现在做的这样。本·伯南克却背道而驰。他真从日本的教训中吸取了教训，还是他做了和当时日本一样的蠢事？

谢尔德：让我强调一下，在诸多日本政策的失误中，最大的一个是政府反应太慢，恶化了银行问题、借贷问题和债务问题。反观美国，房产市场的价格从2006年4月开始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一个月之内，政府和美联储高层就向银行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从房产市场价格开始下降，2年时间内美国就做到了这些。而日本房价在1990年开始下降，政府在1999年才做出反应。虽在1998年对银行系统有一定的资本注入，但力度却十分小。这是我认为诸多政策错误中日本政府所犯的最大错误。

日报：所以你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施行货币政策的速度足够快吗？

谢尔德：没有人希望有资产价格泡沫，没有人希望发生金融危机，但一旦陷入其中，就必须想办法解决。史蒂芬刚才提到“僵尸企业”，我认为，导致出现“僵尸企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银行系统对这些企业提供永久的资金支持，而缺少监察。1993~2006年间，我在日本分析这次事件，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分析中，所有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分析家都得出了比政府所承认的不良贷款率大得多的数据。在2009年4月的银行抗压测试中，美国政府试图打破政府和银行、市场之间信息存在的差距。你可以批评这些抗压测试，但它们真的有效。在此之前，政府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时，银行会寻求政府的帮助；而在抗压测试后，政府并没有花一分钱，银行就自觉地提高了自己的资本率。

罗奇：但是保罗, 在银行方面，房地产业止赎问题和大量没有卖掉的美国国债，不正代表我们仍在犯过去的错误吗？我们的麻烦不仅仅在银行方面。我们让经济泡沫远远超过了房产市场甚至是美国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所以这些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我说，非常像日本当年犯的错误。

谢尔德：如果我要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银行政策发表评论，我会同意你刚才说的。但美国现在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止赎问题和过多的债务问题。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清除所有的障碍，使得经济向前移动呢？美国人告诉我，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实施的难度太大了。然后我就想到日本人也曾说过，我们想把资金注入银行系统中，但政治上并不很受欢迎。

申尔：4年过后，好消息是，房产市场已经开始逐渐稳定和复苏了。以前存在和现在仍存在的问题是，在房产市场中的真实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也许这很让人吃惊，但事实是，全世界的房产市场都在快速复苏。更多的摩天大楼出现在纽约的57街周围，为什么？因为在纽约市中心，有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巨大的对于公寓房型的需求。虽然在世界各地，甚至在美国国内，需求量大有不同。比如在克利夫兰，房产市场的需求量就不是很大。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世界经济很复杂，我们现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观察、分析、投资，而不是仅在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谦虚地接受它们所能做的和所应该做的。不幸的是，每次有什么地方出错了，美国总想找到一些刺激方法来很快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做得太过了。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奇迹，政府和整个国家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但现在中国也在经历一场经济结构的变革。人们要学着去适应变化。

日报:你认为QE3和QE2有什么不同？QE3是开放性的定量宽松，美联储想要传递的讯息是，他们会竭尽所能使经济复苏，你认为这会提高市场信心吗？

申尔：在我看来，QE3的作用并不会很大，因为QE3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市场。公司和家庭都在平衡自己的负债表。如果你有很多现金，低利率会促使你花得更多，因为存钱的代价会变得很高。但我认为总体来说，格林斯潘那种利率降低、人们就会更多贷款的模型已经死了。 美联储所要做的，是要经济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不再会有系统性的失败了，这样企业就可以根据GDP 的增长来为下一步的投资做准备。

日报：现在看来市场已经开始反弹，股票市场也达到了4年来的峰值了。

申尔: 的确，这是因为前几个月里，很多好的股票只卖到10多美元，我想，我们应该将风险溢价的因素考虑进去。好消息是，我们存活下来了，坏消息是，想赚到钱可能更难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既要考虑风险溢价的因素，又不能对未来的增长过度乐观，因为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谢尔德：我想谈谈QE3，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于央行和市场的执着。虽然我觉得央行应有许多其他的目标，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保证物价在2%的通胀率左右。但我们并不能依靠这个去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问题是，用什么工具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缓解金融和经济的状况。GDP仍比金融危机前2008年时低2%，失业率仍高居于8%左右。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经济十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和强有力的经济活动。那么美联储是否有缓解金融困境并刺激市场的工具呢？答案就是量化宽松。用传统的央行看法去理解量化宽松会很简单。每个央行，都需要有对抗通胀的工具，经常的做法是提高利率。美联储还需要缓解金融压力，改变利率的方法是可行的，但会遇到零利率的瓶颈。量化宽松政策可以改变大众手中的投资组合，从而缓解金融方面的压力。一个经济体该如何做取决于它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如果是很弱的经济体，市场并不会对这些刺激有很强的反应。而美联储观察之后觉得，既然通胀率在目标之下、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因素都会对之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最好做得更多一些。

日报：史蒂芬，从国际的角度看，QE3会不会引起货币战争？

罗奇：我马上会提到这一点，但我先想对保罗刚刚说的做一些评论。区分所谓的货币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是如何作用的是十分重要的。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会通过在收益率曲线上的操作来影响借贷成本。由于经济市场中信用敏感的特点，房产、耐用消费品和商业投资的增长或减少，或对于资本市场和银行信用的反应，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资本的成本变化。这层关系是很简单，但很强，而且长期存在。当然，当央行因为各种原因把利率排除在公式之外时，正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欧洲和美国一样，这样的关系就不成立了。保罗直接认可了一个新的传导机制的模型，可以不花任何代价借到钱。这种模型的作用极其难预测。即使这是一个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模型，伯南克仍然不承认这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当你使用这种货币传导机制时，会发生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3至今的情况，央行为一些虚假证券提供遮掩。美联储这种做法让资产市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持久的巨大的泡沫，最终将击垮整个经济。这正是当年日本、现在的美国和欧洲所犯的错误。这是对于货币政策的另一种解读。

下面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向一个被债务表所限制的不能完全利用流动资产来产生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并注入流动性，那么流动性就会过量。而且在一个利率几乎为 0的情况下，对于现在这种资产依赖型的经济情况来说，为了找到更高的回报，这些流动资金就会转向新兴市场，流向世界上的其他市场。这造成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因为资金流入会导致汇率波动，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无法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

贝德：既然提到了债务问题，实际上有几种方法你可以减债。其中一种是，如果你有一家公司，可以把债务划成抵押资产，这是一种机制。另外一种方法是你可以和你的债主交流，或直接找美联储寻求帮助，提高通胀率。

让我们从提高通胀率来蚕食债务的减债方法来说，这种方法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很有效。我认为，债主和债务人之间更多的交流会让债务问题减轻不少。导致长期拖延的债务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是，让债主和债务人之间进行交流在这种极度证券化的抵押信贷市场中十分困难。美联储对于这种情况也不能有所作为。我想到的一些有极高通胀率的非洲国家，仅仅在每个人银行账户中加几个零就能解决问题。但对于绝大国家来说，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日报：一些国家如中国、巴西对美国的QE3政策并不是很满意，这会导致美元汇率下滑吗？

谢尔德：接着史蒂芬的话讲，我认为，量化宽松政策更像是利率政策的一种延伸。另外，这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但现在也正是一个非常时期。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要把国际影响考虑进去。在一个灵活的汇率机制下控制通胀率，央行并不会过多担心国际上的影响。他们觉得汇率可以渐渐调整，但实际上这是有贬值的问题的。我认为美联储一直想把通胀率控制在2%左右。中国在金融危机过后仍有每年9%的GDP增长，而美国在这段时期中，GDP降低了5%才开始重新增长，但仅是每年增长0.4%，并伴有8%的失业率。所以我并不会责怪美联储如此激进的机制来平衡它的债务表。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何在？

日报：美国房产市场前景十分乐观。在8月，房价升高了4.6%，这是6年来的新高。所以这会不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驱动力？

贝德：我一直以来都认为，美国在过去15~20年里过度投资了房产市场。这并不应是一个经济体把资源投入的地方。这些过度的投资是由于各种保守的经济政策，这不仅影响了房产市场，还影响了整个经济。房产市场永远不会回到金融危机前发达的状态了。每个人都认为房产市场极度繁荣是十分好的，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不稳定，会影响长期的金融系统。我们为什么想让这种繁荣回来呢？

日报：所以我们也许并不需要房产市场再一次繁荣？

贝德：不需要。我们需要把房产市场中过剩的资源投入到其他地方。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会使个人和公司了解如何分配自己的资源。房产市场对于小型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差劲的投资选择，因为他们并不像大型公司，可以加入债券市场。

谢尔德：美国似乎有两种很好的资本存量，一个是房产存量，另一个是武器装配存量。其余的资本存量在教育系统和公共交通系统中。从GDP的方面来看，房产市场确实已经触底了。房产投资长期在整个GDP中占有的比率均值为4.4%。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是6.3%，去年底时降到2.2%。4%的GDP没有了，但美国有很强的房地产存量来完成产业的调整。但2.2%、现在是 2.4%，仍是一个十分低的比例。我认为房产市场并不会对GDP有太大的拉动作用，但会是一个积极的多重效益，这是过去五年中所不曾看到的。

申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三个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就业率增长：政府部门、卫生保健以及房地产，包括房地产的金融衍生品。人们不该太多投资房地产，因为这并不是回报率很高的投资领域。发展房产并不能提高生产率。所以当美国每年会多造200万栋建筑的时候，房产存量就大大过剩了。在我看来，房地产并不需要成为推动GDP的动力，他们只要处在正常水平就好了。

日报：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至2020年美国的制造业兴起将会创造200万~500万个岗位。你觉得制造业会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吗？

贝德：我不认为波士顿咨询集团这一群善于投机的人会知道答案。我们都知道，美国制造业的产量跟20年前是一样的，却只有20年前一半的工作岗位。科技发展包括运输会很大地影响制造业的发展。

日报：史蒂芬，你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正在上升，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你认为这会给美国制造业带来机会吗？

罗奇：中国人的工资高了，是因为政府有意推行提高个人收入的政策。如果你看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关于每小时工资报酬的调查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工资水平仍处在美国人的5%~7%。但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有许多不同。是否要更多发展制造业，需要诸多考虑。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注重创新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日报：最近的耐用品市场下滑了13.2%，这对于制造业来说是个坏消息吗？

谢尔德：我不会太依赖数据，因为数据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IT公司在IT产业革新之后表现抢眼，医药和其他科技产业也会在这个世纪得到巨大的发展。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对于生产线上的事担心太多。

罗奇：所以哪里会产生工作呢？如何才能把失业率降低呢？

谢尔德：你的宏观政策会推动市场的总需求量，所以你不会一直保持在凯恩斯平衡点。如果你有好的市场结构政策、教育政策、移民政策，资本市场会完成自我复苏。

罗奇：苹果研发设计，出售发行新的产品，但却没有给美国国内带来就业率的上升，而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就业率则上升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暗示了什么创新和创造就业之间的联系呢？

谢尔德：我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些数据，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令我惊奇是，苹果公司竟然没有给美国带来就业率的增长。

罗奇：数字很清楚。苹果在美国有43000名工人，大部分的工作机会都流向了海外。在白宫的一次晚宴中，奥巴马总统曾就此询问乔布斯，乔布斯说这是为科技产品创造平台的方式。

谢尔德：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支持自由贸易和观点的自由流通，我不认为政府应该告诉企业在哪里生产产品。

日报：在这次经济恢复中，出口业几乎占了美国一半的经济增长。和过去40年平均12％的增长相比，有着大幅增长。但因为欧洲危机，新兴市场增速减缓，世贸组织已经预测全球的贸易货物增长今年仅为2.5%，而去年同期是5%，2010年更有14%的增长。贸易的变化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吗？

谢尔德：国际需求会影响到美国的出口量。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一个很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一件好事情。

申尔：我以一个投资者的态度购买。我认为我们应当仔细看清现在的情况，不要说金融危机，更不要说世界各地的政策。我认为，现实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工业变革。科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苹果公司在海外雇佣员工，但利润却以股票等形式回到了本国。而谷歌相反，在美国国内就有很多雇员，有成百上千的员工在谷歌工作，谷歌有大量员工每天在大街上拍照，以完善谷歌地图。税收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仔细观察税务表，你会发现大部分税收已从硬件建设转向了服务业和软件建设。资本和劳动力是生产任何东西的必需投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资本转移比劳动力来得更加便捷。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资本从中国运到美国，从美国运到中国；但劳动力就不行。所以我认为对美国工人来说的好消息是，那些能外包的公司都外包了，现在更多制造业工作机会返回到美国，是有原因的。

以前由于劳动力价格很贵而将生产外包的公司，会更多将生产放回美国国内。所以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卫生健康产业更多会被政策和经济增长所影响，而不是在哪里生产。有一个关于科技革命的理论，一场科技革命可能摧毁很多公司，会导致财富的转移。苹果、谷歌、三星都靠此取得了不小的收益。这种转移让赢家赚得更多，而输家则会损失越快。想想赚了1000亿美元的苹果和亏损十分严重的百思买。这场变革需要时间，但这是好事。我们需要时间让这场变革中的赢家对这个新经济体投资、回馈。

日报：最后一个问题，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成为了很多人投资的热点，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这对于美国和全世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贝德：就像刚才保罗所说，中国减缓的需求可能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的问题来自于内部，比如如何为消费者减债。这些美国国内存在的自身问题，相比于美国产品在中国的需求增加渐缓来说，更为严重。

罗奇：但事实是，出口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砝码之一。中国是我们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更是我们增长最快的市场。一个发展逐渐减缓的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好兆头。的确我们有两位总统候选人，但我不同意这两位将中国描绘成美国工人的敌人的做法。

谢尔德：中国一年的GDP增速从11%降到了7.6%，而美国的GDP增长很平缓。中国增长趋势下降应该是可以预见的。过去30年间，中国每年增长都在10%左右，这表示，中国的经济市场每7年就会翻一番。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脚步真的减缓了吗？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对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申尔：我认为答案是，中国GDP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不是什么坏事，只是简单的逻辑问题。1997年我去珠海参观一家工厂时，我被震惊了。宽敞的道路、漂亮的工厂，都像在美国一样。现在如果你在中国建一个工厂，往往会花得更多，第一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了；第二，可以从经济市场中得到的回报会更少；第三，中国国内的竞争更激烈了。这并不是坏事，只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继续向上发展会变得更难。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仍将继续，但越向上爬，重力会越来愈大。对于美国来说这已经发生了，在如此高的失业率还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美国的GDP还有几个点增长，这不是什么坏事，重要的是要防止经济放缓带来的冲击和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