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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今年6月结束4年任期后，印度籍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于10月初履新，这是世界银行第二次任命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担任此职。

“是啊，如今我的继任者也已经有了继任者。” 2003～2007年期间担任这一职位的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微笑着说。他评价林毅夫“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并相信巴苏能够胜任此职。

布吉尼翁在2007年结束任期后回到法国担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他的研究工作重点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及再分配。不久前在上海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布吉尼翁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他指出了一个令人惊讶而不安的事实：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不仅未能改善，反而有所恶化，不仅发达国家是这样，新兴市场亦是如此。同时，他也为中国的不平等问题敲响了警钟，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而房地产泡沫则是另一大风险。但总体而言，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依然持乐观态度，因为中国的增长动能和基本面依旧良好。

对于欧债危机，布吉尼翁认为“退出欧元区对希腊将会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并建议整个欧洲放慢紧缩步伐以免陷入衰退。他预计欧洲很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失落的十年”。

危机让全球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恶化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收入分配领域的专家，你认为过去10年内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是改善还是恶化了？

布吉尼翁：当然是恶化了。目前阶段，我们面临的不平等程度已大幅提高。

例如在美国，相关数据是惊人的。在过去30年内，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的收入占了收入增幅的70%。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例子了。如今我们看到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那些有着很强平等传统的国家，例如北欧的瑞典和芬兰，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法国的不平等程度很久以来都较为稳定，但过去几年也开始上升。

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相信这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化相关。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也观察到了类似情况，包括中国，还有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一些非洲国家，拉丁美洲的情况略好一些。我们不得不承认，全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

日报：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全球不平等程度有何影响？

布吉尼翁：很多人以为危机会改变金融部门的行为，因为许多高收入人群受到了严重批评，有更多政策来促进平等，例如累进制的税收系统。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在英国，当时政府很快提出了将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从之前的45%提高到50%，但最终却降低到47%，改变微乎其微。美国在这方面基本无所作为。法国新总统最近宣布将向最富人群征收75%的税，这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自发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但这项税收只会影响到很少一部分人，因此只是象征性的。我不确定这项措施能否改善不平等状况。

总体来说，全球层面上改变甚少，不平等程度很可能会继续上升。这场危机不仅未能改善不平等，反而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真正受到危机伤害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失业人群以及工资涨幅赶不上油价涨幅的人们，但那些高收入人群的处境却无多大改变。

不平等问题是中国经济一大风险

日报：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你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及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

布吉尼翁：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中国不能继续维持1.4%的人口增长率，未来必须作出改变。问题是在何时改变，以及了解人口增速、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未来2年，这还不会构成太大问题，中国应该还会继续增长，尽管不是以10%的增速，可能增速会放缓至7%～7.5%。但到未来某个阶段，如果不改变的话，人口因素将会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日报：你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布吉尼翁：我相信不平等是一大风险。因为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幅上升，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平等上升是一个自然过程。尤其是中国私人部门迅速发展后，不平等增加也是必然的。但在一定阶段，必须阻止不平等程度继续上升，但我们还看不到成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社会压力会增加。

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时间，但这是中国需要前进的方向。可通过税收改革来大幅纠正不平等现象，但这很难。而且一旦对富人征税，中国的富人很可能会选择移民或将资产转移至“避税天堂”。

日报：总体来说，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否乐观？

布吉尼翁：是的，总体我是乐观的。因为我看到了中国经济拥有的动能，这对于过去15年常常访问中国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称奇的。中国取得的成绩太惊人了，很难想象这种动能会停下来。但确实存在下行风险，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不平等问题外，还有就是房地产泡沫。我相信中国能够管理好这些风险，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依然未变。

欧元区需要放慢紧缩步伐

日报：对于欧元区而言，各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和竞争力差距情况如何？

布吉尼翁：如果只看欧元区最老的15个成员国，不包括后来者的话，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微乎其微，各国平均收入非常接近，不平等主要来自国家内部。竞争力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趋同。

但有两个因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首先是欧元的建立，当所有国家突然面临统一利率，人们开始以廉价信贷借钱，导致价格信号失效。一些国家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原本应该出现的利率上升却因为统一利率而不变。市场一度没有意识到具体国家的风险，也没有意识到欧元风险。

第二个因素是德国，2000年时德国意识到他们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因此开始财政减赤，调整经常账户赤字，改变税收系统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在两三年时间内德国积累了很大竞争力，与其他欧洲国家迅速拉开差距。但由于统一利率发出的错误信号，其他国家直到这次债务危机才意识到问题。

日报：所以现在是欧元区其他国家作出改变的时候了。

布吉尼翁：是的。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调整竞争力，是否要求这些国家降低工资水平？政治上这很难做到，几乎不可能实现。

日报：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希腊加速“内部贬值”，即降低工资、缩减公共支出以及多方面的结构改革。

布吉尼翁：的确。“内部贬值”的说法是理论经济学家的发明。我不确定这能否奏效。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2000年，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和放弃比索与美元脱钩，阿根廷曾经尝试内部贬值，但完全失败了。在希腊也不太奏效。如何调整经济竞争力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便在欧债危机结束后，欧元区仍将面临如何解决巨大竞争力差距的问题。

日报：那是否意味着希腊将不得不离开欧元区才能走出危机？

布吉尼翁：不，我不这么认为。希腊可能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调整，但我不认为希腊应该离开欧元区。但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也不会让欧元区有太大问题，只会让希腊本身有大问题。退出欧元区对希腊将会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日报：如果希腊要留在欧元区，需要作出怎样的调整？

布吉尼翁：他们要作出的首要调整或许就是放慢他们目前的调整速度。这不仅适用于希腊，对其他正在采取紧缩计划的欧洲国家同样适用。

在一个像希腊这样已经陷入衰退的国家，税收收入下降速度比GDP降速还快。在经济衰退的国家，如果要调整财政预算，你可以提高税收，但因为税基下降，通过税收无法增加很多财政收入。这意味着，除非你大幅削减支出，否则是很难调整财政预算的。但这又会带来衰退影响。因此今天的希腊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衰退让财政调整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IMF、欧洲央行、欧盟和德国方面坚持让希腊继续这么做，希腊将没有出路。在未来某个阶段，希腊将不得不说：“好吧，我们放弃，我们破产，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此，我感到欧盟层面上可能已经对推迟或放缓希腊调整过程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可能德国还没有。西班牙已经与欧盟达成协议，同意放缓紧缩。

我认为，欧洲将会逐渐意识到，如今的调整计划太严厉了，他们将无法避免整个欧洲陷入衰退。即使在德国，经济活动也正在下滑，因为德国的多数伙伴国正陷入衰退。因此，欧洲或将达成一个协议，用5年而非2年时间来调整。如此一来，整个过程将会更渐进，对GDP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小。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欧洲央行购买3年以内短期国债是一项重要措施。暂时来看，未来两三年内唯一的不确定性是希腊。但我们必须避免陷入衰退。欧元区和整个欧盟可能会经历日本那样“失去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