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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经济转型既不同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而是二元结构向成熟市场的过渡，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转型意味着追求均衡增长。这里的均衡，是指宏观意义上储蓄、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高达50%左右，为我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也带来了消费需求不足和贸易顺差过大的矛盾，加剧了经济体间的摩擦。这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更富弹性的增长，促进经济发展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过去十几年，我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44.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贡献率相对较低，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各国致力于寻求新的平衡的背景下，理应建立新的平衡观。这就要求减少外需依赖特别是减少对以廉价要素为支撑的外需的依赖，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和内需，使经常项目顺差回归到合理区间，使汇率接近均衡利率；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坚持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促进居民消费；同时，坚持稳健的金融财政政策，完善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促进财政金融基本平衡。

转型意味着无扭曲的增长。也就是说，要合理运用和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减少和防止经济活动的扭曲。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同时也与劳动力、资源环境约束软化不无关系。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规模与速度，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盲目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外部效应。这种现象至今仍普遍存在。这种建立在过度透支劳动力、透支资源，甚至是透支未来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带来的负效应比如对环境的破坏有时是难以逆转的。因此，需要更新发展理念，加强体制和技术创新，有效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促进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经济转型意味着追求包容性增长。这里的包容性增长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支持各类经济成分健康发展；二是改善经济治理，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让各类资本充分参与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致力在全球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我国经济发展经验之一是坚持包容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此，要通过结构性经济改革，改善经济宏微观治理，促进各类资金有效转化为资本；积极探索企业“走出去”的实现途径，从战略和政策上促进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认真落实国家促进民营资本发展的政策，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同时，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发挥金融市场在改善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经济转型意味着追求有序增长。在经济转型时期，必须高度重视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转型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职能的转型。当前，在一些领域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模糊，政府既作为立法者、管理者，又作为执行者，职能不清，不能很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有些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能放弃行政权利，影响了整个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因此，要加快政府职能改革，突出政府监督者以及公共服务者的身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经济转型意味着追求更加文明的增长。经济转型要融入更多的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源泉，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们的共同价值观。前些年，一些地方在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追求经济利益，过于追求财富，缺乏诚信和对自然的尊重，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后果。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把文化发展有效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软实力，为经济转型提供更好的人文环境。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将促使中国迈向更加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这场变革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需要攻难克坚，需要在制度、观念诸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