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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年，政治家最容易的选择是将美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去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2950亿美元。保护主义情绪甚嚣尘上。不断有人呼吁人民币汇率向上浮动，减少中国对货币的操纵。

问题是，这并非事情的真相。

从中国的角度看，有关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警告显得不合逻辑。中国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已经从5年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降至去年的不足3%。而且，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已经稳步上涨近40%，批评人士却仍在老生常谈地称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20%，甚至更多。

引起混淆的主要原因是，关注点被放在依然巨大的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上，而不是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发现，美国的态度类似于几十年前，抱怨日元价值被低估是日本持续的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根据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4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日元兑换1美元，但日本仍然拥有贸易盈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近的核灾难。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塑造贸易平衡方面，还有比汇率更重要的因素。

真相是，中国的贸易盈余并未带来美国的逆差。这一点从两个国家的贸易平衡发生变化的不同时间点上可以看出来。在1998年前后，美国贸易逆差开始迅速增长，并于2005年达到最高峰。而中国的贸易盈余是自2005年开始增长，并于2008年达到峰值。这表明，美国的逆差同中国的盈余并非直接相关，只反映了全球变化和各国的特定环境。

显然，“操纵”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之间没有多少关系，因为直到2005年，人民币一直实行盯住美元的制度。只是在人民币开始升值之后，中国的盈余才开始增加。

带来美国逆差和中国盈余的不是汇率问题，而是长期来形成的结构性因素。三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贸易盈余的出现：美国消费大幅增长导致进口需求增长；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链的成熟；以及储蓄率上升的棘轮效应。

美国家庭储蓄率下降的趋势受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影响进一步恶化。在储蓄率下降和财政赤字上升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进口需求过度增长。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解决。这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反映出了美国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

亚洲生产链也并非在2005年才出现。这一生产链早在几十年前日本将部分生产基地移至东南亚时就开始了。中国在这一生产链中的核心作用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能更便捷地进入西方市场之后。与此同时，这种核心作用还得到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了中国的竞争力。

因此，尽管中国的实际工资以年增长12%的速度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更为迅速，达到了15%—20%，这使得跨国公司在利用中国作为全球的组装工厂时仍然有利可图。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平衡实际上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不是双边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由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为降低成本造成的。

加工出口约占中国贸易额的一半，但构成了全部贸易盈余的来源。这一贸易主要依赖于从其它地方进口高技术元件，在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西方。附加值的80%是在其它地方产生的，中国提供的主要是低技术元件和组装劳动。

中国大陆主要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进口高技术元件。在到2010年的1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盈余从300亿美元至2000亿美元不等。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盈余大多源自这三个经济体。因此，不应该抱怨中国出口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不能生产那些通过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由这三个经济体生产的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元件。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技能和工资水平将更适合美国工人。

奥巴马总统去年在华盛顿接见韩国总统李明博时，他称赞地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处于理想状态。实际上，奥巴马总统应该做的是，祝贺李明博总统躲在中国长城之后，逃过了美国对其贸易盈余的批评。

美联储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及其它一些研究显示，人民币升值本身并不能降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盈余，因为汇率只会影响到国内劳动力这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只占到产品成本的几个百分点而已。

对贸易平衡影响更大的因素是家庭储蓄率。会计项目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一个经济体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异。中国储蓄率上升的速度超过投资速度是导致2005年—2008年间中国出现巨额贸易盈余的原因。

在2008年中国的刺激政策促使投资率上升之后，中国的贸易盈余开始下降。但这种高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增长。要使这一切发生，关键是要进一步迅速城市化和降低家庭储蓄率。

这一切已经开始。在过去两年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开始温和上升。与此同时，农民工转向生活成本较低、工作机会更好的内陆城市，也刺激了消费。由于中国家庭储蓄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不正常的23%，这将导致消费的迅速增长，即使在未来几年中投资率下降，中国的贸易盈余仍能得到消除。

金融市场在分析中国的增长和贸易问题时只关注汇率。这样做只会错失那些带来改变的结构性变化的力量。这种结构性变化将能改善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它们给美国和中国所带来的好处，将远比在政治上指责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和采取将导致双方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动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