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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功呢？这是个仁智互见的问题，但任何长期的合理性都是因为暗合了历史的发展潮流。这之于中国，是穷则思变的改革开放；之于世界，是浩浩汤汤的全球化。于是我们看到，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相互融合时，便发生了“中国崛起”的化学反应。

然而，“制造业立国”不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世袭罔替的丹书铁券，因为突出商品贸易的全球化正在当下渐渐分野。世界在变，潮流在变，中国也必须变化。第一轮全球化是制造业产业链上的分工和组合，中国凭借土地、环境、资源、劳动力等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赢家，也为自己带来了巨额顺差这一甜蜜的烦恼。但随着服务贸易的权重越来越凸显，创新和智力成为新的且越来越重要的要素时，第二轮全球化的路径和版图便已浮现，这给所有国家一个新的抉择，谁能走向“服务立国”，谁就搭上历史的顺风车。在2011年，随着美国在亚太推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种历史的紧迫感更趋强烈。

综合国力依然是各国的核心竞争力，但服务竞争力的权重已经开始重构这竞争力的关键部分。在商品贸易中，着眼的是一个低字，谁的要素价格最低，资本就流向哪里，是“水往低处流”；而在服务贸易中，着眼的则是一个高字，谁的智力、技术等知识资本最高，谁就能获得优势，是“人往高处走”。然而，服务贸易，恰恰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短板，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从1984年的44亿美元已经攀至2011年的419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但中国服务贸易却是连续十多年逆差，对“服务立国”心已动，身却未远。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维度下观察京交会，便会发现，这虽是一个大历史下的小事件，却是一个紧紧扣住历史潮流的关键点。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其是要见证历史，还是创造历史，取决于当下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而被赋予国家级战略地位，作为全球惟一涵盖服务贸易所有领域的综合平台的京交会，其实折射的是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和升级的未雨绸缪，更为深远的战略考虑，则是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转向更富效率、更能集约、更加低碳的服务业。而北京在服务方面的资源禀赋和领先优势，使其可以为全国探索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京交会的升格，恰是中国转型和北京优势的交集。

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调整经济结构的共识虽已产生，但人们期待之中的转身尚未华丽起舞。因此，以服务贸易为内容的京交会，就不仅仅只是顺势而为、应运而生，更应是在这个经济转型的历史大趋势之下，有所作为，主动作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纪转型予以有力一推。这也是本刊对于京交会的期许和祝福，在中国经济史的丹青上，可以浓墨重彩地写下2012年的一笔，在那一年，因京交会的重装上阵而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