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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全球治理缺失导致美国等国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进口、过度福利、过度享受全球化红利，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自由化与发展、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应当承担起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和转嫁负担。首先，美国应调整其需求结构，从过度依赖消费转向鼓励本国储蓄和投资上来；其次，美国应调整其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再次，美国应调整其供给结构，不应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取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可承受能力之内应担当起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方面，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积极扩大进口、积极鼓励消费、鼓励资本输出和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和应用。

美国受益于全球经济失衡，两次泡沫推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增长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经历1991年短暂调整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1992年以来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分别在1998年、2000年、2004年和2006突破了2000亿、4000亿、6000亿和8000亿美元的大关。其中1998至2000年，是美国IT泡沫高涨的时期；2004年至2006年是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高涨的时期，两次泡沫经济一次接一次地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推向新高。所以说，全球经济失衡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至2000年是IT泡沫带动的实体经济失衡；2001年至2008年是金融泡沫带动的虚拟经济失衡，由此带动了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增长。

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本轮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下渐次推进的，经历了由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向金融、科技、市场全球化方向的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开放、市场化和一体化。美国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其优势是建立了全球性军事、政治、金融、货币霸权，具有全球最强的人才、技术、规则、资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首先，全球霸权地位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这个按照“居民”统计的美国出口，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按照“所有权”统计的美国出口，即美国通过长期对外股权投资，建立起其全球生产体系，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只是美国全球出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享有全球化红利而不愿意承担全球化调整的责任。无论IT泡沫破灭的新经济周期调整，还是金融泡沫破灭的资产负债失衡的调整，美国都不愿意承受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衰退和失业，不愿意调整低储蓄、高碳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愿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的产业结构，最终使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直至不得不走向危机调整。

　　其次，全球金融货币特权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其标志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最后进入国民负储蓄状况，还有用不完的剩余资本，要用过度消费和资产证券化去消耗，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这说明，当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时，美国才成为过度索取金融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在过去10年，在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负债消费和进口的过度扩张、各种债务过度积累制造了非理性繁荣幻觉。一旦泡沫破灭，美国民众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再次，技术创新成为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最大受害领域之一。自199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业的相对比重持续上升。1998年以来，OECD成员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走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都呈现了20%以上的下跌，这反映了美国在金融和楼市泡沫时期，技术创新活动被普遍忽视。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发表了《岩上之屋》(“TheHouseUponaRock”)的演讲，阐述美国经济复兴战略，即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要重塑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美国完成这个战略调整至少需要10年，谁来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埋单呢？

　最后，制定全球规则并奉行规则是保证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基石。如美国提出太平洋时代和太平洋战略，包括主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用意。一是要超越WTO和传统FTA，组织以美划线的区域化组织。二是为危机后全球贸易规则建章立制，设置以美国规则为“范本”的TPP进入门槛来改造自由贸易区(FTA)。如制定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更高的服务市场开放要价，10年内实现跨境货物贸易零关税等。三是制定先进入者门槛较低，后进入者门槛更高的激励导向，使大国博弈达到大国平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四是实现美国综合与动态一体化收益最大化。美国先进制造业早已实现了生产全球化的战略布局，美国运用跨境后规则的能力最强的优势，为服务全球化打开全球市场大门。

　　美国试图推卸失衡的调整责任

　　为了推卸造成这场危机的道义责任，对外转移国内失业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调整代价，为泡沫经济所造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赢得调整的宝贵时间，美国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转嫁危机责任和失衡调整代价，以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就成为了美国政治家们的一项有效策略。其理由是中国持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余额和18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为什么不扩大国内消费，为什么不采取大幅增加进口的措施。

　　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该委员会在2009年度报告中曾提出，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主动回应中国货币操纵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外贸顺差不是全球经济失衡根源，美国泡沫经济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显著增加始于2004年。有两个因素推高了中国顺差的大幅上涨。一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投资者大举投资中国，尤其出口导向型外资的大量涌入，迅速拉高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二是美国金融泡沫带动的全球非理性繁荣，拉动了中国出口增长。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在1999至2003年期间一直保持在3%以下，2004年达到3.55%，2005年上升到7.19%，2006年达9.53%，2007年达历史新高的10.99%，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很快降至2003年的水平(如2011年上半年降至2.8%)。这说明，美国泡沫经济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而不是相反。当美国经济进入“去泡沫”阶段的时候，尤其在2011年美欧经济都陷入低迷时，无论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还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美国泡沫经济以及由此带动的经常项目赤字快速上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中国出口和招商引资增长是被动因素。

　　中国贸易顺差的实质是全球化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形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两元贸易生产体系 。一元是以国际产品内工序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2009年，我国加工贸易体系中，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84%，内资企业占比约16%。另一元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 ，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其中，内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68%，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32%。

　　这两元贸易生产体系有着以下不同的特征：

　　(1)贸易顺差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229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472亿美元。

　　(2)加工贸易的主要增值环节在国外。据中国科学院陈锡康教授研究团队的测算，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我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商品为美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3)人民币升值对顺差的影响很不确定。顺差的主要创造者――国际大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很不敏感，而就业的主要创造者――港澳台及国内中小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较低，这既制约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空间，也降低升值对顺差的调节效果。

　　(4)扩大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效果也很不确定。如果采取扩大一般贸易逆差的方式来弥补加工贸易顺差的方式平衡贸易收支，就会产生进口的价值100%境外创造，所弥补的加工贸易顺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创造，顺差不一定减少多少，而对国内制造和就业产生较大冲击的结果。

　　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缺口，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市场经济因素，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而国外跨国公司落户中国的目的，前期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和资源，后期转向扩大在华销售的市场份额。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所带来贸易顺差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根源。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以美为主，中国尽力

　　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主要在逆差方呢、还是顺差方？美国学者会认为，美国为全球承担了最终消费者的义务，如果美国不再愿意承担这种义务，其他国家就应承担更多创造最终需求的责任。事实上，美国承担的全球最终消费者和贷款者的责任是与其享有的全球金融货币特权和贸易投资地位相一致的。当美国承担的全球权利和义务出现严重失衡，尤其是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导致过度消费和进口，导致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时，就应当承担调整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和转嫁负担。

　　美国应在三方面承担责任

　　首先，美国应调整其需求结构。从过度依赖消费转向鼓励本国储蓄和投资上来。而不是通过创造更多流动性的方式来创造需求。美国目前宏观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创造大量新增流动性进入全球资产市场和别国虚拟经济部门，来制造新一轮的泡沫经济。这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未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状况。

　　其次，美国应调整其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美国希望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不对中国开放高技术产品市场。认为前者是经济问题，后者是政治问题。从中国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到数亿中国农民的生计。而高技术产品进口才是经济问题，它涉及减少中美贸易顺差。

　　再次，美国应调整其供给结构。美国实施振兴制造业战略涉及到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推进制造业的本地化、区域化和集团化；还是采用开放的多边主义，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普惠制。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再工业化战略都存在走向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

　　中国应在能力范围内承担责任

　　首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可承受能力之内应担当起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义务。2011年，中国外经贸工作的重点是积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减少顺差。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高过出口4个百分点。历来是出口交易为重点的中国广交会从2011年也开始转向鼓励进口交易。

　　其次，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十二五”开始积极鼓励消费，建立国内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这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立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驱动的巨大转变。随着这个转变，中国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份额的最终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再次，2011年中国加快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资本输出和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和运用。2006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年均超过40%，明显高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0%的年均增速。未来5年，中国将转向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

　　中美之间是竞合关系

　　(一)增进中美合作的潜在冲突点

　　首先，中美作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两位的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在显著加剧。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约6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2010年14.7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虽然各机构的预测结果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中美之间的人均差距在趋于缩小，总量差距会发生逆转，从而改变中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潜在影响力。这是中美之间存在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冲突的基本面。

　　其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路向选择是中美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另一个基本面。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美国主导的，它希望全球化按美国化的模式向前推进，全球治理按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向前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按美元化目标向前推进。对此，中国更加希望全球化向开放的多边主义方向发展，更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更加提倡全球治理结构的多极化。中国反对美国对外转嫁危机和失衡责任的做法，反对美国人权高于主权和任意干预别国内政的做法，反对美国自由化高于发展和单极化的做法。为此，中美之间在全球化发展路向、权利再分配与国际秩序调整等方面存在着尖锐对立和利益冲突。

　　再次，全球化损益是中美两国各自核心利益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另一个关键点。从美国角度看，各国经济越开放、越市场化，就越有利于美国价值观、货币金融渗透力、重要资源控制力的全球扩张，美国越可以长期坐享国民负储蓄、高福利和高碳生活方式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美国在大力推动金融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金融资源；大力推动科技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科技资源(如云计算)；大力推动民主全球化以“免费”享受各国社会模仿和道义支持的过程中，也遭受到了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寻租失控的冲击。为此，一些人认为，美国成为全球化红利的受损者，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埋单。这是中美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美之间的潜在合作点

　　第一，中美在经济方面是战略互补关系。当前的世界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高通胀、低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短期将面对着“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的复苏困境，中期将面对着“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举步维艰的调整困境，长期将面对着主导全球治理、引领世界趋势、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的称霸困境。为此，美国有进一步改善对华战略合作关系，增强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需求。

　　第二，中美之间是“一霸多极”的合作，符合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美国需要联合并分化多极世界，以增强其经济霸权的软实力。联合与分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保持与中国高层之间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接触，通过建立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实力上竞争、虚利上合作；全局上竞争、局部上合作；宏观上竞争、微观上合作；政治上竞争、经济上合作的选择性竞合关系，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第三，中美在全球能源、区域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虽然美国石油、煤炭、可耕地、水资源等基本自然资源禀赋十分丰裕，但它依然是全球能源的净进口国，全球谷物、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全球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国，在这些领域，无论在国际多边合作框架还是双边合作协议下，中美都有着更多合作利益。